这又是供给侧改革给资本市场带来的投资机遇,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题在2016年经济工作中的集中体现

作者:新闻资讯    发布时间:2020-04-10 20:44     浏览次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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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我国在钢铁、水泥等传统行业存量供给过剩,而在教育、医疗等新兴行业增量供给又短缺,解决这一矛盾既不能靠凯恩斯主义,也不能靠里根经济学,而是着力依靠供给侧改革。但是也不能忽视和弱化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在稳增长中的作用,习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明中央对总供给和总需求两端的认识更加充分了。   11月以来,“供给侧改革”成为高层讲话中的高频词。最早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上强调,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随后,多位中央高层以及国家部委领导人也均在不同场合强调“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改革”成为近期财经界最热词汇之一。   高层屡屡提及之下,学术界的相关讨论也如火如荼。而资源配置是资本市场的核心功能,在供给侧改革的大命题中,资本市场能够并且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围绕这一主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对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民生财富投资首席经济学家管清友博士进行了专访。   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是改革重要内容   《21世纪》:关于供给侧改革,您是如何理解的?您觉得资本市场在国家的供给侧改革中有何作用?   管清友:当前我国在钢铁、水泥等传统行业存量供给过剩,而在教育、医疗等新兴行业增量供给又短缺,解决这一矛盾既不能靠凯恩斯主义,也不能靠里根经济学,而是着力依靠供给侧改革。但是也不能忽视和弱化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在稳增长中的作用,习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明中央对总供给和总需求两端的认识更加充分了。   具体而言,供给侧改革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在短期去库存、中期去杠杆和去产能、长期技术创新。做好相关工作并非易事,涉及诸多方面,不可能单一突破,一定是全局性配套式的改革。既需要在短期对需求端三驾马车的管理,又需要在中长期对土地、劳动、资本、技术和制度四大要素的改革。   供给侧改革围绕四大要素展开,而资本市场可发挥积极作用。一方面,资本市场本身就是“技术与制度”这一要素的重要组成,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有助于“技术与制度”的进步。另一方面,资本市场为激活要素的活力提供平台。第一,资本市场能提供相对公平公开的资产定价方式,通过IPO、资产注入等方式提高国资证券化率,在外部监督作用下能提升存量国有资产的效率。第二,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提高行业集中度,减少产能过剩行业在去产能过程中遭遇的“囚徒困境”,也是化解过剩产能的有效方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资本市场要配合企业兼并重组。第三,股票市场制度建设的加快与注册制推出,能降低企业上市门槛,进而激发企业创新能力与国民经济活力,使经济增长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第四,资本市场的发展有助于从以银行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向以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为主体的直接融资转变,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助力经济转型。   因此,加快建立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强相关制度的建设,是供给侧改革的应有之义,而一个完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又反过来加快供给侧改革进程。   《21世纪》:资本市场要发挥上述作用,还需要实施哪些配套政策?   管清友:发挥资本市场在供给侧改革中的重要作用,需要在资本市场内部和外部同时建立实施多项配套政策。   从资本市场内部看,制度建设包括具体交易规则的制定与修改、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等。2016年1月1日后即将实行熔断机制,在执行熔断机制后个股涨跌停板限制是否需要保留?注册制推出后加大了股票供给,而存量股票的退市制度能否严格执行?证券法的具体细则如何修订?这些都是资本市场内部制度建设过程中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从资本市场外部看,资本市场作为整体经济的重要部分,其制度建设进程中还需要其它领域的改革配合,才能使经济和金融最大限度的互相促进。前面我们谈到资本市场可以激活四大要素,对化解产能过剩、降低实体融资成本都具有积极作用,但具体落实还需要国家层面大力化解过剩产能、发展直接融资,不是单方面发展资本市场就能促成的。再比如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壮大,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外国投资者比例,这又涉及到资本账户的开放、汇率制度与人民币国际化,这些配套改革都需要高度重视。   存量利益冲突是供给侧改革最大难点   《21世纪》:您认为目前在我国推行供给侧改革可能会面临哪些压力?具体对资本市场本身可能会产生什么影响?   管清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结构性改革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同时也指出要战略上坚持持久战、战术上打好歼灭战,意味着供给侧改革所面临的阻力不小。   第一,在化解产能方面,钢铁、煤炭等过剩产能行业同时还解决着大量就业,也是所在地地方政府重要的税收来源,去产能过程中可能会面临来自企业内部和地方政府的压力。第二,在消化房地产库存方面,可能会导致住房价格出现一定的下跌,开发商面临来自原有购房者的压力。第三,在降低融资成本方面,可采取的措施包括发展直接融资等,而当前息差仍是商业银行的主要收入来源,发展直接融资后商业银行的息差将进一步受挤压。我国现行的是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切实解决相关问题所面临压力不小。第四,在扩大供给方面,供给端的改革节奏可能慢于需求端变动,造成供给与需求错位。第五,在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方面,风险的释放可能是突发的,一些情况可能并非原先所能设想和预料到的。   整体而言,由于供给侧改革主要着眼于中长期的要素改革,短期内所发挥的作用可能有限,其最大难点还是在于如何化解增量与存量之间的利益冲突。   对资本市场而言,风险与机遇并存。如在注册制改革中,股票供给放量会对原有的存量股票形成流动性冲击,退市制度的完善也会带来股票价值重估,对市场和部分高估值的行业造成不利影响。但与此同时,注册制后企业能以更低的成本融得资金参与并购重组,资源利用得到优化,对部分企业、行业及相关板块提供了新的投资机会,这又是供给侧改革给资本市场带来的投资机遇。因此,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短期而言肯定会有改革成本,但从长远来看是非常必要的。   《21世纪》:供给侧改革带来的上述问题,哪些是可以通过资本市场来缓解或者解决的?   管清友:资本市场有其特定的功能,希望所有问题都能通过资本市场来解决,这是不现实的。资本市场最核心的作用还是在于它能以公平的定价方式、公开的交易方式为企业融资。   供给侧改革在资本市场的体现,主要就在于激活资本市场,为企业融资创造更好的条件。它将来会创造一个市场化定价和市场化发行的新股票池子,这个池子足够大,可以吸纳大量过剩的流动性,加快企业从债权融资转向股权融资、从间接融资转向直接融资。   在供给侧改革中,为什么要激活资本市场,鼓励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转变?因为目前很多企业的杠杆率相对较高,积累了一定的风险,影响个体企业和整体经济的发展。政府希望企业能够更多地以股权融资的方式来降低高杠杆率,这也是政府在资本市场方面推出一系列改革的原因。IPO重启、注册制改革、新三板分层、战略新兴板的推出,都是政府在主导资本市场来化解当前市场存在的一些定价不合理、融资困难等问题。   归根结底,改革资本市场最重要的目的在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事实上注册制推出的目标是解决融资难的问题,但最根本的意义还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   《21世纪》:为了尽可能地减小供给侧改革面临的风险和阻力,还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管清友:任何改革包括资本市场改革在内都会有代价,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做好短期成本和长期收益的权衡。选择社会成本最小化、经济效益最大化还是折中的方案,取决于改革者的目标取向,不同的改革者所作出的选择和所付出的代价也是不同的。   在改革中有两方面的问题需要重视。一方面是前面提到的改革中增量与存量利益之间的博弈,如何让利益相关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去推进制度上的建设,是改革者需要重视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制度建设方面必须拿捏火候,需要精巧的设计和高超的操作手法,而不仅仅是节奏的问题,这对于改革操盘手而言同样具有很大的挑战。同样的改革方案,在某个时点和国内外综合环境下推出可能是合适的,但换一个时间和环境形势下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即便有很多精巧的改革方案,但这些方案何时以何种方式推出,都需要有较好的把握。   《21世纪》:供给侧改革,必然涉及过剩产业的调整和新兴产业的扶持问题,这给投资者的未来投资带来什么指导?   管清友:整体而言,中国未来的发展空间还是非常大的。首先,我们有东西部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其次,我们有城乡发展之间的差距;第三,我们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还有一些需要简政放权、释放潜力的领域。这些既是我们的差距,同时也是我们的潜力。   具体到产业上,产能过剩行业和新兴产业都值得关注。一方面,化解过剩产能的过程中,能快节奏实施去产能的行业还是有机会的,有些行业并购重组比较频繁,可保持关注。另一方面,供给侧改革中新兴行业确实有较大的机会,如市场都看好互联网、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等行业的前景,而在经济转型中大消费、生物医药、健康、养老、教育等行业,提升的空间也很大。对新兴行业而言,其实不需要政府作为主体去重点支持,政府只要做好简政放权,做到事前、事中、事后引导就可以了,让市场机制去引导产业的发展。   总而言之,改革对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全面的供给侧改革必然是接下来政策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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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政府在经济工作领域重要的、具有统领意义的大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对前一年度的经济工作进行总结,并分析经济形势,安排部署来年经济工作任务。由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具有提纲挈领的性质,因而会受到各级政策制定部门和国内外市场参与主体的密切关注。

随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15年12月21日在北京落下帷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当下中国政经语境中最热的词汇。

新华网北京1月16日电自去年11月起,中国政经语境中刮起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风。从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的淡化,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这一变化释放出的明显信号是: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面对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集体遭遇瓶颈的困境,面对“供需不匹配”的经济结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成为眼下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一剂良药。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闭幕。如果说201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大的亮点是从九个方面阐述“新常态”,对中国经济当前所处的阶段、现状、内外形势、症结进行定位的话;那么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大的亮点则是围绕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症下药,提出办法,解决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在经济领域的集中体现。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单纯的需求不足,而是总供给和总需求的不匹配。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需求结构在发生变化,而供给结构、生产能力却未能及时调整跟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打破障碍,引导资本、劳动、创新能力等要素资源配置到需求旺盛、效益更高的部门,为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再平衡、再匹配创造制度条件。

从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的淡化,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这一变化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中国宏观调控思路正在发生重大转变,从以往的偏重需求侧调控转为偏重供给侧调控。

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已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等多个场合频频提及。那么,供给侧改革究竟是什么?有哪些重点?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

具体而言,会议对明年经济工作提出了五大任务:一是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二是帮助企业降低成本、三是化解房地产库存、四是扩大有效供给、五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可以简化地概括为“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降成本、去库存、补短板、去杠杆。这五大任务都是紧密围绕供给侧改革的主题展开的。

除了宏观调控方向性的转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作出重点部署,明确了2016年经济工作的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为什么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当前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经济中的产业可以大致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以钢铁、化工、房地产等为代表的传统行业,另一类是以高端制造业、互联网+、文化创意等为代表的新兴行业。传统行业经过本世纪头十年的高速发展,已处于产能周期的下半段。而新兴行业仍处在产能周期的上半段,方兴未艾。通过兼并重组、破产清算等方式“去产能”,有助于将增量甚至部分存量要素资源从传统行业引导到新兴行业,从而在整体上提高要素资源的使用效率。通过简政放权、减税降费、金融、电价市场化改革等组合拳方式“降成本”,既能减轻传统行业在下行期的负担,帮助其渡过难关;更重要的是为新兴行业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使其轻装上阵。将农民工市民化、住房制度改革、以及房地产“去库存”结合起来,一方面在需求侧带动房地产市场,另一方面也能起到增加有效劳动供给的作用。在精准扶贫、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创新、提高人力资本、软硬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补短板”,是供给侧升级的前提保障。最后,防范金融风险是发展和改革的底线,地方政府和企业部门的高杠杆已经成为制约宏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掣肘,需要采取适当措施“转杠杆”或“去杠杆”。会议提出对信用违约要依法处置,这为打破刚性兑付、整顿金融秩序埋下了伏笔。打破刚兑是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的必要条件。

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十三五”时期能不能开好局、起好步,关键就看能不能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件大事抓好抓实。

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总而言之,“三去一降一补”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题在2016年经济工作中的集中体现。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具体政策可能不尽相同,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方向是打破不合理的制度障碍,引导要素资源优化配置,为供给和需求的再平衡创造制度条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怎么看”“怎么干”,成为举国上下都在思考、探索的重点。

——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强调

为了保障这些任务有效开展,会议提出了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五大政策支柱。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方面,会议基本延续了去年的定调,即“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

一问:什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词最早出现在去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其实,“供给侧”很好理解,就像硬币的两面,有需求就有供给,只是长期以来我们在谈到宏观调控时比较侧重于需求侧,即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而现在,调控的重点将转向供给侧。“供需错位”已然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路障。

作为逆周期宏观调控的财政政策会沿着“减收”和“增支”两条主线开展,更侧重于减收。“减收”的主要思路是结构性减税:一是针对中小企业、特殊行业的减税、减费;二是在营改增的过程中减税,取决于金融业、建筑业、房地产业和生活服务业四大行业营改增改革的进展情况;另外,制造业的增值税税率也有望降低。在经济下行期,不少企业面临税收负担过重的问题。税负过重不利于企业渡过难关,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到,企业税负过重与税制体系设计有关、涉及到财税体制改革,而不仅仅是逆周期调控的问题,单独通过全面减税是难以化解的。“增支”就涉及到扩大赤字规模。2015年的预算赤字率是2.3%,明年预计会提高。除了常规性的财政政策之外,积极更有力度的财政政策还将依赖于“准财政”行为,例如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发行专项建设债等。

什么是供给侧?大家耳熟能详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从经济学角度看,属于需求侧的三大需求;与之对应的供给侧则聚焦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

过去三十多年,我们主要是解决经济增量问题。而新阶段的供给侧改革,除了要解决经济增量问题外,还要先解决累积多年的存量问题,特别是实体经济产能过剩、房地产高库存、基础设施超前超大超量建设、地方政府高债务、银行不良资产较多等存量问题。存量问题的解决容易引发风险,更具挑战性,这次的供给侧改革必须在化解存量问题中寻找新出路。

在三期叠加的特殊背景下,货币政策既要通过降准、降息等常规工具保持适度充裕的流动性和社会融资规模,为稳增长创造条件;也要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出现障碍的地方及时灵活运用结构性工具因势利导,促进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再匹配。另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会加强配合,特别是在抵押再贷款、地方债置换方面

有需求就会有供给,“供给侧”跟“需求侧”就像硬币的两面。长期以来,我国的宏观调控比较侧重于“需求侧”。现在,中央明确要把调控的重点转向供给侧,即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指出,“我们一直实行扩大内需的战略和政策,但目前经济还在下行,工业品的价格在持续下跌,企业效益下滑,显然这些问题已经很难再用需求不足来解释了。”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的重要起草者杨伟民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包括政策目标、政策对象和政策手段三个方面:

供给侧改革的提出与本届政府的诸多政策导向密切相关。“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我们要更加注重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简政放权、减税、国企改革等都可以理解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本质上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说。

政策目标,就是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终就是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政策对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校正要素配置的扭曲。“我觉得有三个层面的要素配置扭曲:一是企业内部要素的配置及其组合,这主要取决于企业家精神,靠企业科学管理来实现。比如说改革开放之初的大包干就改变了劳动力与土地的组合方式,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产出就提高了,这是最微观层面的。二是企业间要素配置的结构,就是说资源要更多地配置到优质企业、有竞争力的企业、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全社会的效率才会提高。上世纪90年代对国有企业进行的战略性结构调整解决的其实就是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的问题。现在说要解决僵尸企业的问题,实际还是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三是产业间要素配置的结构,也就是通常说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要让资源更多地流向有需求、有前途、效益高的产业和经济形态,比如说从农业流向非农产业,从工业流向服务业,从传统产业流向新兴产业等等。改革开放以来,亿万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转移到非农产业,其实就是最大的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的实践。”

——2015年12月18日至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政策手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手段和扩大需求的政策有所不同,主要不再是扩大投资、扩大财政支出、扩大货币的发行,结构性改革的手段主要是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激励创新,化解过剩产能,降低企业成本,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鼓励竞争,打破垄断,放宽准入,减少政府不正当干预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结构性改革就是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结构性的问题。比如说降低制度性的交易成本就要继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简政放权,降低电力的价格需要改革电力体制,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就要改革财税体制和养老保险体制等。

从现阶段看,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基本特征。新常态下,过去依靠大规模投资驱动和低成本出口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拼资源、拼人力已经成为过去时。依靠结构调整、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成为新常态的不二选择。供给侧改革正是适应新常态的一种有效手段和可行措施。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用改革的办法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解决有效供给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使供需在更高水平实现新的平衡。“比如,怎么能够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怎么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力,怎么能够保持低碳绿色发展,怎么能够提高创新驱动的作用等,这些都是供给侧。”

“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面临一系列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表象上是速度问题,根子上看是结构问题。抓住供给侧做文章,是中国经济进入发展新阶段的必然选择。”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

从需求到供给,这一变化自有其深刻的背景。“原因并不复杂,因为这些年的实践证明,单纯依靠经济刺激进行的需求管理难以帮助中国经济走向预定的目标。”张燕生说。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定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

二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多重要?

本次会议着重强调“供给侧”,从短期看是为了应对当下的严峻挑战,而从长期看,则是追求一个“供需向相匹配”的新经济结构,注重通过“打好脱贫攻坚战”“提高企业技术改造投资能力”“培育发展新产业”“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等途径,实现中国经济保持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